在实践中，证据调查令、从业禁止令、环境保护令、人身保护令等主动性司法广泛存在。

但这绝不表示概念史的回顾已经成为讨论的终点。探索的过程中，有舍支那固有之法系，而继受罗马及英国之二新法系的设想。

时任全国律师公会委员、上海律师公会会长李次山在《丛刊》上发表了《世界法系之中华法系（再续）》，中华法系，具有极深长之历史、博大之体系、精密之组织，拥有广大之领域，并在各法系中，因其特殊之背景，而具有特异之精神。我们将坚定不移沿着这条光明大道走下去，既发展自身又造福世界。基于这一概念的强烈民族性、实践性与鲜明时代性，稳定的内涵不可能形成，执着于探求其静态内涵也毫无必要。（二）中国法系的提出近代著名法学家程树德任教京师大学堂法政科大学时期（1910-1912），为讲授法律原理学课程而编写了同名讲义。可能是限于讲义的体例，程氏并未明确定义中国法系，对其内涵的展开也非常有限。

法律规范人们的行为，可以强制性地惩罚违法行为，但不能代替解决人们思想道德的问题。辛亥革命之前，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清末新政等都未能取得成功。1.法院对家庭教育指导令的治理效果尚持怀疑态度。

在尊重法院专业判断的基础上，还必须赋予必要的制度适用刚性，即在规定法院可以根据具体情况适用之外，规定法院必须适用的情形，以及确有必要适用但由于现实原因无法适用或适用效果明显不佳时，可由法官说明不予适用的情形。对于实施严重不良行为和犯罪行为，具有危险性的未成年人而言，其本身就是失败的家庭教育的结果，已形成对教育的抵抗力，难以通过教育改变。法院与服务机构在建立服务合同的基础上，法院通过公函，将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任务送达家庭教育服务机构，机构按要求提供服务，并将具体指导对象接受指导的情况及时反馈到法院。[32]从其惩戒性法律属性及其公平适用性角度看，即使其适用对未成年人保护具有积极意义，也并非覆盖范围越宽越好、适用数量越多越好，而必须控制在必要限度之内。

其次，家庭教育指导令注重源头治理，法院主动适用家庭教育指导令是更经济有效的未成年人保护和社会治理机制。[10] 参见王贞会：《家庭监护功能缺位的实践表征及其治理路径——以308名涉罪未成年人为样本的分析》，载《政法论坛》2018年第6期，第182页。

《刑事诉讼法》第283条规定：在附条件不起诉的考验期内，由人民检察院对被附条件不起诉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进行监督考察。[27]法院还因父亲李先生拒不履行协助探望义务，责令李先生按照法院或家庭教育机构指定的时间和场所接受家庭教育指导。三是过失，落后观念和不正确认知下实施的教育，通常认为的歧视、虐待、遗弃不属于该适用情形，其固然侵害未成年人权益，但本身不基于教育目的，不属于家庭教育行为。面向偏差家庭教育导致的儿童利益问题，应把教育方法放在第一位，确保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体现在所有家庭教育指导令的适用过程中。

由此，在未成年人行为类家庭教育指导令适用中，识别严重不良行为，排除对不良行为的适用，是适用家庭教育指导令的基本要求。正如幸福的家庭千篇一律，不幸的家庭各有理由，每一个案存在的家庭教育问题具有显著的差异性，符合个别化需求的家庭教育指导成本高昂，而且受资源限制。相对而言，检察院具有更多的政策手段保障家庭教育指导令的切实履行，如将家庭教育指导令执行情况和家庭教育改善情况作为不捕、缓刑、不起诉、附条件不起诉的参考条件。1.未成年人行为类家庭教育指导令降低法定标准适用。

强制失职家长接受家庭教育指导令，是兼顾帮扶和惩戒的家庭教育干预方式，旨在帮助家长提升自身能力，以更好地承担个人领域责任。（二）过责相当原则过责相当原则指的是行为责任的大小与行为危害性相匹配，既实现对不法行为的惩戒，又将惩戒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还要注意惩戒之间的公平公正。

如法院发出家庭教育指导令责令实际监护人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多关注未成年子女的心理、生理和情感需求。如贡某与王某离婚后，小孩由贡某抚养。

在此情形下，法官在办案过程中主动干预家庭教育，已不只是对个人处分权利的限缩，更是维护公共利益、保障公共秩序。过责相当原则既决定家庭教育指导令要不要适用，也指导家庭教育指导令如何适用。[10]虽同为积极行为，但实施不正确家庭教育与不正确履行监护职责属种属关系，[11]实施不正确家庭教育只是不正确履行监护职责的具体表现之一。另一方面，制度供给不足，既不能有效指导法院准确适用，也不能为法院有效适用提供制度支撑。第一，概念内涵不确定。（二）非法携带枪支、弹药或者弩、匕首等国家规定的管制器具。

与主动性的立法、行政活动不同，司法通常被视为是消极、克制和被动的。1.可以式适用规范难以保障当用则用。

[8]又如，周某、赵某离婚，将婚孕女私下协议送养，后诉请法院确认该收养关系无效。第40条规定：公安机关接到举报或者发现未成年人有严重不良行为的，应当及时制止，依法调查处理，并可以责令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消除或者减轻违法后果，采取措施严加管教。

三是，法院家庭教育指导令适用效果还受差异化需求影响，制式化的服务内容难以贴近个别家庭状况提供服务，以致成效不彰。[23]这正是家庭教育指导令与家庭教育指导、督促监护令、家庭教育令不分在实践中的必然反映。

一些研究因为家庭教育指导令对家庭教育的支持、协助性，认可家庭教育指导令的福利性，而否定其惩戒性。显然，上述问题都已经远超家庭教育指导令适用的考量范围。法院适用家庭教育指导令，依赖于配套措施、资源连结和服务的可及性与多元化。2.辅助性原则对家庭教育指导令能动适用的限制。

[17] 2022年全国各级法院共判处未成年人罪犯2.8万人，签发人身安全保护令1.3万份。首先，法院适用家庭教育指导令的必要限度是能不能适用的问题，其适用限度包括：（1）家庭教育指导令是家庭教育干预措施，不能适用家庭教育指导令进行其他干预。

[38] 我国台湾地区的少年事件处理法第84条规定：少年之法定代理人或监护人，因忽视教养，致少年有触犯刑罚法律之行为，或有第三条第二款触犯刑罚法律之虞之行为，而受保护处分或刑之宣告，少年法院得裁定命其接受八小时以上五十小时以下之亲职教育辅导。家庭教育指导令具有惩罚性，法院能动适用家庭教育指导令保障未成年人利益的司法行为也需受司法规律的约束。

本文发现实践中更为普遍的选择适用、回避适用的消极适用问题，从家庭教育层级干预体系视角论证家庭教育指导令制度的独立性，旨在通过确立家庭教育指导令制度的基本原则和完善其规则体系，系统地解决法院适用家庭教育指导令实践中当用不用和用而不当的问题。督促监护令由检察机关发出，具备一定权威性，相较于以往未成年人检察工作中的亲职教育、公开训诫等手段，更能体现督促落实监护职责的强制性。

如未成年人以其母名义注册账号，对游戏直播进行充值打赏，其父母诉请退还已充值款项，法院以家长自身存在网络素养不足，对个人电子设备或支付密码保管不当为由，向其发出家庭教育指导令。[26]更有甚者，一些家庭教育指导令适用完全与家庭教育无关，如指导王某可通过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探视权利，劝导任某不得阻碍王某探望女儿。[18]从对部分法院的访谈中可知，实践中家庭教育指导令被回避适用的原因，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其次，不同类型的问题家庭教育行为原因各异，在明确家庭教育指导对象的区分标准之后，应根据不同的对象开展不同形式内容、不同期限，以及不同考核方式的亲职教育，确保适用的有效性。

比较典型的有，将无过错家长与有过错家长同等适用。为了保障适用效果，有的法院尝试在家庭教育指导令文书中注明怠于执行的责任，但由于缺乏直接的法律依据，学界和实务界对此意见不一。

督促家长对未成年子女实施管教的命令，家长是被约束实施家庭教育而不是被强制接受教育。我国法律体系中，从一般法到特别法，实体法到程序法都有对家庭教育令的规定。

（2）国家对家庭教育的干预，不是都通过家庭教育指导令实施的，还有家庭教育指导和家庭教育督促令等形式。按照法定要求，确定家庭教育指导令适用，只是家庭教育指导令制度目的实现的前提基础，制度目的的实现更依赖合理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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