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判管理部门掌握审判工作第一手素材，汇集审判态势第一手信息，理应成为领导作出审判决策的 参谋部，发挥好第一助手作用。

1933年，当选不久的纳粹党也曾推动德国国会通过了力度更大的授权法案。哥伦比亚作家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获得了过多的文学内部阐释，有一种政治阐释却使我更受冲击：《百年孤独》的对立面是百年团结，这才是拉美人民真正的理想。

没有迹象表明1998年的选举存在严重的舞弊和操纵，因为他那时还未掌权。查韦斯上台后的政策转变引人注目：国家指导思想上放弃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倡导社会主义和福利主义。玻利瓦尔的事业就是拉美的独立、自由和解放。在宪法的约束不明显时，他会美德式地忍受着。为了顺利推动重新制宪，查韦斯授意制宪会议在制宪之前采取了两项特别措施：（1）设立紧急司法委员会取代常规司法机关，瘫痪司法权。

公民投票与激进福利：民粹驱动民主查韦斯宪法的一大特色是公民投票。第二场决定制宪会议代表的构成方案，查韦斯政党取得了制宪会议95%的代表席位。而书报检查制度正如奴隶制一样，即使它千百次地具有法律形式，也永远不能成为合法的。

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实定法非法现象。且夫牧民而导之善者，吏也。美国独立宣言、法国人权宣言、法国1793年的宪法第35条都宣布当暴虐的政府违反人民的权利时，反抗压迫是一项不可转让的人权和最不可缺少的义务。我国《刑法》第20条第一款对正当防卫有明确规定：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

他抨击后世之法是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利不欲其遗于下，福必欲其敛于上，其法何曾有一毫为天下之心哉，而亦可谓之法乎？。我国在文革中最高领袖虽然公然宣称要无法无天，实际上并非绝对无法，为了维护文革时期封建法西斯的统治秩序，某些恶法也曾大行其道。

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宪法修正案要单列一条指出：不得因本宪法列举某种权利，而认为人民所保留之其他权利可以被取消或抹煞。这一事件，反映了乌坎村民的公民觉悟，也实际上肯定了公民对政府的非法行为的抵抗权。1949年该妇女被控犯有1872年刑法典规定的非法剥夺他人自由的罪行。检查法是非法的实定法。

另一个类似案例是：一位纳粹德国时期前初级司法官普特法尔肯（Puttfarken），因告发商人戈逖希（Goettig）在厕所墙上写希特勒是一个杀人狂，应对战争负罪的标语，导致法院判处戈逖希死刑。我国《刑法》第四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第238条：非法拘禁他人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同时，第三款还规定了无限防卫权：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犯此罪，从重处罚。

公民行使这类法外权利，只要他不违反其他法律，是不受法律追究的。郭道晖，广州大学人权研究中心教授、北京大学宪法行政法博士生导师组成员、最高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

（见俞梅荪回忆胡绩伟文：《危难时刻的智勇者胡绩伟》）不止公民，各级公务员也有抵抗权。）二、对恶法的抵抗权恶法非法。

战后图林根刑事陪审庭以胁从谋杀罪判决告发人普特法尔肯终身监禁。第50条：人民警察在执行职务中，侵犯公民或者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给予赔偿。对这种答辩的回答是，他们所依据的法律，由于违反基本道德原则，因而是无效的。这其中就包含作为人权的法外抵抗权。不仅一般公民面对恶法有抵抗权，即使是官员小吏，也应当有拒绝执行恶法的权利，这也是他的良心义务。（洛克：《政府论》第四章）潘恩、杰斐逊都认为存在着不被人定法约束、不可被其废除的自然权利。

其他如斯宾诺莎、格老秀斯、普芬道夫都主张在人定法严重违背正义的情况下，应当承认人民有权甚至有义务反对它。国外有些国家就把法官要凭良心也作为审判原则之一纳入宪法。

在现行法律、法规、规章以及所谓红头文件尚不构成极其违反正义的恶法，或尚未穷尽纠正它的救济渠道时，如果不遵循必需的法律程序就擅自加以抵制，有碍维护现行宪政秩序，也是不可取的行为。不知有多少无辜群众遭此毒手，张志新、林昭等烈士就是最突出的惨案。

这个《公安六条》就是最典型的恶法。普特法尔肯辩解说，他告发戈逖希是出于对国家社会主义(即纳粹)的信仰，这在法律上是不受追究的。

即使它可能并不合乎现行法律（某个恶法，乃至反动的法统），却合乎法上之法，即公认的人权、正义。自然法学家认为，自然法高于实定法（亦称人定法），凡实定法与自然法冲突者无效。中国古代也有非法之法、不正之法的概念。不过宪法赋予公民有对政府进行监督、批评和控诉的权利，公民还享有宪法规定的言论、出版、结社自由、集会示威游行自由等政治权利以及司法救济权。

作为法定权利的抵抗权，是在现有宪法与法律的范围内的一种对国家权力的专横的抵制与救济。如警察法第22条：人民警察不得有下列行为：……（五）非法剥夺、限制他人人身自由。

至于政府部门和地方党政机关发布的一些红头文件，本身就不属于法律法规范畴，不合乎《立法法》规定的立法权限与程序，其内容更不乏违宪违法的规定。而地方当局往往把公民对恶法、恶令的抵制和对野蛮执法的暴行的反抗，当作非法、违法、犯罪行为予以打压，甚至当作敌对势力予以严惩。

当时有这样一个著名判例：被告是一名妇女，1944年向纳粹当局告密陷害其正在部队服役的丈夫，说他休假在家时曾发表有损希特勒的言论，根据1934年纳粹政府的一项命令（其中规定凡发表不利于第三帝国的言论是非法的），其夫被判死刑（未执行）。正如恩格斯在《英国状况·英国宪法》一文中指出的，如果可以说英国人一般是自由的话，那末他们的自由就不是法律的赐予，而是反对法律的结果。

按照法不禁止即自由原则，人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虽未确认、也未禁止的权利，这可称为剩余权利、潜在权利或漏列权利以及日后随着经济和政治、文化的发展而新生的权利。人权入宪入法的重要意义是扩大了权利品种的广度。来源: 《炎黄春秋》2013年第2期 进入 郭道晖 的专栏 进入专题： 非法之法 抵抗权 。这种不受绝对的、任意的权力约束的自由，对于一个人的自我保卫是如此必要和密切联系，以致他不能丧失它，除非连他的自卫手段和生命都一起丧失。

这种抵抗权是合法的抵抗权，是维护现有宪法秩序的，带有预防性与补救性，可称为维护宪法的法定抵抗权。他认为自由是人民拥有的自卫的权利，一旦政府或统治者侵害人民的利益，就可以奋起反抗。

如196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即所谓《公安六条》，其中规定：凡……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中人权的兴起，本就是作为一种抵抗权以反对专制政府的侵害而提出的。

除霍布斯认为人民全部权利都已交给政府中的一人或少数人，人民只有服从政府权力的义务，而无反抗主权者的权利外。因为这种检查法不是惩罚滥用自由，而是把自由看成一种滥用而加以惩罚，它把自由当成罪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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