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对于此种类型的国家秘密，虽然在具体界定上我国与美国存在一些差异，但大体上说，对相似的此类事务列入国家秘密，并不存在多大争议。

[5]Arthur M. Schiller v. 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Board, 964 F. 2d 1207[6]可参见1981年关于high 2 exempt information的名案Michael Alan Crooker, Appellant v. Bureau of Alcohol,Tobacco＆Firearms, 670 F. 2d 1051，新近的案件肯定了该案的观点，认为仅仅指导内部人员进行观察的技术方法并不直接调整公众行为，应当归于高级二类除外信息，参见Public citizen, Inc.，v. 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 569 F. 3d434。对于不同类型的人员，第一类信息保护的力度大致同等（对于隐私保护力度通常较弱的公众人物，在FOIA中的保护力度仍接近于一般人员）。

[5]这一类的信息不包括裁量准则、对相对人有直接影响的指导原则及调查报告内容本身，而主要针对调查、检查、监督的方法和技术（与下面第4点有交叉）。依《条例》看，似乎倾向于前者，但《条例》只说明了主动公开的范围，未言明依申请公开的范围（只有一个根据……特殊需要的修饰语，而且未规定政府依申请必须提供相应信息的义务），因此此处仍属模糊，本文第四部分会更详细地论及这一问题。威胁到任何人员的生命或人身安全。并由司法部和行政机关对相关条款进行解释而使之更有利于行政主体，[9]也存在滥用national security的情形。[23]此外，行政主体可能有滥用商业秘密概念来阻止正常信息公开的情形，主要涉及到政府合同、企业改制等等领域。

[35]这个案例反映出，危险信息的使用值得深思。总之，美国政府找到了一种特定环境下可行的价值兼容策略。最后，对发布信息的社会安定不能只考虑对社会安定的暂时影响，在个体权利意识高涨的时代背景下，在人们对影响其切身利益的一切已日益表现出一种渴望了解清楚来龙去脉的激情时，不宜对隐秘手段有较强的依赖性，许多时候隐蔽真相只是缓解当前情况而可能造成影响更为深远的积怨，形象地说即是一种公信力和正当性上将来要偿还的有息贷款，因此在作价值衡量时必须适度抑制暂时的利害考虑，最好单独抽取出社会安定规定并加以严格限制，当务之急乃是要考察公开后不至于激化社会矛盾而又具有重要公开价值的信息项目，明确其不属于排除范围，这是突破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瓶颈的关键举措。

对商业秘密作这种中心—边缘性的划分，符合商业秘密判断要件的程度性要求，西方国家的实践中亦有重要例证：在FOIA诉讼中出现的划分宽的和窄的商业秘密概念，并选择仅仅与核心竞争过程直接相关的窄的商业秘密，[24]平衡了商业利益和公共行政的公开、透明价值，而为许多法院所广泛采用。具有实用性（实用性）并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管理性）。这种重视是一种具有关键影响作用的价值因子赋权。1．可能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的信息。

在这些领域，对于商业秘密的认定必须牢牢把握这一法律概念的本质功能，即其对于提升竞争力的经济价值。[18]对于不动产登记簿，世界范围内的立法规定有完全开放和限制查阅两种模式，我国物权立法过程中学者们也对此产生了分歧，立法最终采取了限制查阅模式，只有权利人和利害关系人方可查阅。

事实上《条例》缺乏对调查记录类或执法中间过程文件信息的明确排除，导致这一规定有被扩大使用的可能。但什么是政府信息是《条例》本身未加以界定的。[2]此外，通过全方位地将域外政府信息公开法制的相关规定与我国进行对比分析，能发现更多重要的差异。对于过去形成的调查记录，为免引起局面的复杂化以至阻碍信息公开法制的推行，可考虑免予追溯。

表1：对于不同类型人员的隐私权保护的层次构造四、其它排除范围的界定除以上三类明确作为排除范围的信息外，在实践中尚有数种额外的排除范围，尽管对此未有直接的概念加以命名，但亦呈现出类型化倾向，对法制实践产生较大影响，以下本文将分别讨论这些信息。为避免过于笼统的商业秘密界定，应该区分出对竞争起直接作用的关键信息（如招投标竞标文件、核心技术秘密、生产流程、谈判底价、客户名单等）和起间接作用的一般信息（如资产状况、股权分布、盈亏情况，甚至企业收购成交价等），并列举若干项目加以厘清，只将直接的、关键的信息列为商业秘密，其余信息至少应该在局部范围内公开。作为结论的反思：利益捆绑与配套机制从以上对政府信息公开排除范围的界定看，每一处具体界定均以公开与不公开的价值衡量为依据。[7]Arif A. Durrani v. U. S. Department of Justice, 607 F. Supp. 2d 91.[8]For example, see Mary-Louise Zanoni, v.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605 F. Supp. 2d 230．在该案中，原告是一位记者，寻求有关美国农业部（USDA）下属国家场地信息存储系统（NPIR）及国家动物识别系统（NAIS)的相关信息（有关数据库为农业部以一个集中注册系统保持，以便迅速识别牲畜疫情爆发并通知农业生产者）。

信息公开范围界定乃是一种复杂价值平衡的结果，只有完善了价值均衡的深层保障，方能从根本上保证信息公开范围的适度界定。对此，不仅要完善检查监督机制和落实行政责任，还要在公开范围上予以调整。

[30]总的来说，第二类信息可以被限定为使当事人不被陌生外界直接或间接取得联系的信息，其中，容易使人直接取得联系的通讯方式、住址等受到严格保护。（五）妨害国家重要的安全保卫工作。

[31]对于保障生活的安宁与幸福亦殊为必要。另外，有学者倡议引进定密异议制度、明确定密标准、规范解密程序等，[13]这一倡议也应予采纳，因系对于国家秘密范围的实体界定在程序上的良好配套。当存在公共利益时，个人隐私与各种公共利益之间的权衡更为复杂，因为前者是一种抽象的精神利益，是自由发展人格之必须，是对于不可侵犯之个性的制度基石。但在政府信息公开实践中，还存在一些与司法实践难以对接的地方，例如在信息公开实践中，工商管理信息（基本登记信息）和企业抵押信息[16]在司法诉讼中可以向诉讼参加人出示，但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信息公开中却不一定向申请者公开。我国的保密法制所防范的风险较为广泛，包括损害国家职权行使、社会安定、民族团结、经济实力等，这些保密因素是当前保密制度的重要构成。但是，经权利人同意公开或者行政机关认为不公开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影响的涉及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政府信息，可以予以公开。

在这里，信息公开本身就和社会安定结合在一起。在《条例》中，对于排除公开的范围仅仅笼统地表述为行政机关不得公开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政府信息。

美国现行保密范围有一个需要交代的背景。总的来看，美国能大体对应于我国国家秘密范围的保密信息，除国防、外交等专门信息外，大部分是防范执法过程受到规避、威胁或其它干扰的信息，其保密制度的功能较为集中，重点防范的风险类型相当清晰，相比之下，我国保密法制重点防范的风险却可能另有顾虑。

农业部根据其请求提供了相关信息，但都根据《情报自由法》中三类和六类除外信息的要求加以编辑整理了。本文拟在参考国外较为成熟的政府信息公开法制基础上，对这些排除范围（尤其是国家秘密）进行逐一分析，进而探索一条可行的改进道路。

对申请人申请的政府信息，如公开可能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按规定不予提供，可告知申请人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这种阶梯式保护的制度是颇为成熟的法制，反映的是一种渐变的价值衡量结果，但在我国尚未建立。[10]但在来自议会、舆论和民众的各方压力之下，行政主体日益显示出对《情报自由法》的遵从，而信息公开是与去中心化的行政过程变革同步进行的，在信息更广泛地为公众知晓的同时，信息辨识和价值形成的任务也就更多地由国家层面转移到了社会层面，与此相应的制度变化还有公众参与的加强。 【注释】[1]参见强亮、王萱：《行政公开原则在实践中的障碍—以＜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为视角》，载《青年科学》2009年4月，第15页。

（二）影响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安定。[20]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是撤销该具体行政行为将会给国家利益或者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的，人民法院应当作出确认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违法的判决，并责令被诉行政机关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

[7]3．制定法中专门规定保密的信息。这种机制在当前环境下并不仅仅依赖于司法审查，而应更多地借助中央权威对信息公开工作的持续性、制度性的重视，因为在一个强行政的单一制国家，中央行政系统对行政过程的价值权衡拥有无可比拟的实质影响力。

[36]对于其他三种情形，国外信息公开法制均有相应规定。(2)该条保护的是国家利益或者公共利益，未明确规定保护个人利益。

[27]由第一类目的所保护的隐私信息，包括过往的生活史、个体的特殊性格、爱好、私人交往情况[28]以及个人生活的私密细节[29]等。[1]我国上述法制中的国家秘密，在西方各主要国家的信息公开法制中没有严格对应的概念。 【摘要】在政府信息公开实践中，排除公开的范围应如何界定，成为整个信息公开法制的关键。应该说，在价值考虑上这些要素是值得权衡的，但不适当的具体界定将造成价值考虑上的偏颇，乃至可能被人为地任意放大或滥用。

《条例》第14条第2款规定：行政机关在公开政府信息前，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以及其他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对拟公开的政府信息进行审查。[15]See Department of the Interior and Bureau of Indian Affairs v. Klamath Water User Protective Association, 532 U. S. 8.[16]它们是否属于《条例》的公开范围，亦存在疑问，因为对此《条例》的规范对象的理解可以有两种： 政府信息或政府所掌握的信息。

在信息公开法制实践中，有关部门常以某一信息不属于公开范围而拒绝公开。实际上，基本登记信息在正常的市场经济体系中罕有成为商业秘密者。

排除范围的过度运用成为信息公开法制推行的一大障碍。但即使对于信息公开最充分的人员例如公务员，仍有部分信息（例如住址）是可受保护、不被公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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